翻译史籍和科举重史,虽不是历史撰述工作,但对以女真族统治集团为主的金朝政权来说,这仍然是很重要的史学活动。它对于当时的政治发展、取士制度、文化交融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金朝皇帝中,熙宗和世宗尤其重视读史,注重吸取历史经验。熙宗对臣下说:“朕每阅《贞观政要》,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他还以“幼年游佚,不知志学”为悔,颇读《尚书》、《论语》、《五代史》和《辽史》诸书。[148]金世宗在位时间较长,于史书也颇有论说,认为:“《资治通鉴》,编次累代废兴,甚有鉴戒,司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无以加也。”他读《后汉书》,称赞汉光武帝度量之大,是“人有所难能者”。他自谓“于圣经不能深解,至于史传,开卷辄有所益”[149]。从他们的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翻译史籍和科举重史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事情。从当时的民族关系来看,金代的译史之举同辽代一样,在推进各民族间的历史文化认同上,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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