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史籍和科举重史，虽不是历史撰述工作，但对以女真族统治集团为主的金朝政权来说，这仍然是很重要的史学活动。它对于当时的政治发展、取士制度、文化交融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金朝皇帝中，熙宗和世宗尤其重视读史，注重吸取历史经验。熙宗对臣下说：“朕每阅《贞观政要》，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他还以“幼年游佚，不知志学”为悔，颇读《尚书》、《论语》、《五代史》和《辽史》诸书。[148]金世宗在位时间较长，于史书也颇有论说，认为：“《资治通鉴》，编次累代废兴，甚有鉴戒，司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无以加也。”他读《后汉书》，称赞汉光武帝度量之大，是“人有所难能者”。他自谓“于圣经不能深解，至于史传，开卷辄有所益”[149]。从他们的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翻译史籍和科举重史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事情。从当时的民族关系来看，金代的译史之举同辽代一样，在推进各民族间的历史文化认同上，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