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在小说中借韦四太爷之口,把吴檠和他自己加以比较:“慎卿(指吴檠)虽是雅人,我还嫌他有些姑娘气,少卿(指吴敬梓)是个豪杰。”又在写了杜慎卿纳妾之后,判断说,“慎卿虽有才情,也不是什么厚道人。”
现在看来,如果说,魏晋文人由于对人格本体的追求,以及自身的强大士族经济地位,使他们有条件形成群体个性特征。到了吴敬梓生活的康乾时期,随着八股制艺的强大控制力,文人从整体上已失去与皇权“势统”的群体对抗力,难以保持群体独立人格的锐气了。尽管个别人还没完全失去自我,但毕竟已集体被八股和理学打击得溃不成军。他们不仅缺少“以道自尊”的责任及使命感,反而让“势统”的八股制艺扭曲了人格,成了一群驯服的八股奴才,和无颜以对魏晋风骨的窝囊废了。
吴敬梓要算少数没有失去自我,企盼恢复文人自尊的个别分子。在人格品质方面,吴敬梓的心和魏晋文人是相通的。正是出于对魏晋风骨的仰慕和追崇,才使得吴敬梓后来成就了一件自己真正想做的事,那是一件被当时的官场大多读书人看不起,却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即以丧失荣华富贵和生命为代价,为后世写下了一部伟大的稗史之书。书中写出了与魏晋风度相近和相对立的两类文人:一类是以牺牲自我个性为代价,追求功名富贵的利禄之徒;另一类是保持独立人格,讲究文行出处的潇洒士人。二者泾渭分明,而这稗史之书的伟大处在于,不仅批判的矛头直指腐朽不堪的科举制和僵死害人的八股文,同时将讽刺的艺术手法运用于小说,针针不离刺激人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