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在小说中借韦四太爷之口，把吴檠和他自己加以比较：“慎卿（指吴檠）虽是雅人，我还嫌他有些姑娘气，少卿（指吴敬梓）是个豪杰。”又在写了杜慎卿纳妾之后，判断说，“慎卿虽有才情，也不是什么厚道人。”
现在看来，如果说，魏晋文人由于对人格本体的追求，以及自身的强大士族经济地位，使他们有条件形成群体个性特征。到了吴敬梓生活的康乾时期，随着八股制艺的强大控制力，文人从整体上已失去与皇权“势统”的群体对抗力，难以保持群体独立人格的锐气了。尽管个别人还没完全失去自我，但毕竟已集体被八股和理学打击得溃不成军。他们不仅缺少“以道自尊”的责任及使命感，反而让“势统”的八股制艺扭曲了人格，成了一群驯服的八股奴才，和无颜以对魏晋风骨的窝囊废了。
吴敬梓要算少数没有失去自我，企盼恢复文人自尊的个别分子。在人格品质方面，吴敬梓的心和魏晋文人是相通的。正是出于对魏晋风骨的仰慕和追崇，才使得吴敬梓后来成就了一件自己真正想做的事，那是一件被当时的官场大多读书人看不起，却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即以丧失荣华富贵和生命为代价，为后世写下了一部伟大的稗史之书。书中写出了与魏晋风度相近和相对立的两类文人：一类是以牺牲自我个性为代价，追求功名富贵的利禄之徒；另一类是保持独立人格，讲究文行出处的潇洒士人。二者泾渭分明，而这稗史之书的伟大处在于，不仅批判的矛头直指腐朽不堪的科举制和僵死害人的八股文，同时将讽刺的艺术手法运用于小说，针针不离刺激人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