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不同的“惟一合理的方法”在成功解决伦理争端的程度上是有差异的。可能恰好是一个“方法”——这可能是惟一我们可以称之为“合理的”方法的方法——它标志着一些伦理判断站不住脚，但在重要问题上，于我们无助但不能帮助我们解决更严肃的问题。实际上，这就是韦斯特马克的观点。惟一的方法是经验科学的方法。但如果伦理陈述指的是韦斯特马克所说的那样（16页），这一方法可能会表明，有一些伦理陈述是靠不住的、错误的，但不能在如下意义上解决所有的伦理争端，即：证明不同人所作的两个互相冲突的伦理陈述只有一个是正确的。
［7］读者应参阅R.M.黑尔：《道德语言》，69页，牛津，克莱伦敦出版社，1952，及P.H.诺威尔-史密斯：《伦理学》，319页，巴尔的摩，企鹅书局，1954。
［8］然而，我们不应忽视这样一种可能，即：如果一个人知道，他的态度是某种早期经历的结果（例如，对知识的高度评价，是他在早年成长期对个人关系不满意的结果），那么，他在一定程度可能放弃这一态度。换句话说，在明白一个人的价值观的起源这种意义上的自我理解，相关于一个人现在的态度。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即：任何两个人——他们在其他方面都同样是“合格的”——实际上总是对一个心理学治疗的任何结论都有相同态度，当然，在这一治疗中，每个人都有完整的自我理解。心理学家或人格理论专家是否找到趋向于这一点的证据？作者尚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