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鉴赏，中国古代学者历来有两种不同的阐释要求。第一种就是“知音”式的阐释要求，鉴赏者与创作者要求达到心心相印，即鉴赏者一定要追寻到创作者本来的创作企图。所谓作者在作品之中的所“念”，而鉴赏者必“得”之。作者之所“念”与鉴赏者之所“得”，两相符合，一点都不差，二者进入同一个艺术世界，同一种氛围，同一种情调，同一种情志。这种“知音”式的艺术鉴赏高境可能是从孟子的“以意逆志”的理论那里来的。《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这意思是说，不能因为个别的辞和句曲解整篇的意义，也就是不能断章取义，而应该根据作品的整体去领会作者的创作意图，还原其所表达的思想情感。所谓“逆”，是一个过程，就是欣赏者以已之意去迎合、追寻、探求诗篇的意义，务求最终与作者所表达的本初情志相一致相吻合，达到冥合为一的地步。第二种就是“诗无达诂”的阐释要求。“诗无达诂”是汉代董仲舒提出的，他在《春秋繁露·精华》中提出：“《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诂”是“训诂”，是用今言解释古言。董仲舒的意思是，《诗经》没有统一的解释，《周易》无法达到占卜的意图，《春秋》的含义无法全部表达于文辞。这“诗无达诂”的本意是为汉儒随意解释《诗经》《周易》和《春秋》寻找理论根据的，但由于它考虑到了诗篇的多义性，读者主观的不同状况，也有其合理性。而且这种说法与《周易》的“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相吻合，因此广为后代诗论家所接受。这第二种阐释要求，就不要求欣赏者与作者的本意相一致，各人面对同一首诗，可以有不同甚至完全不同的理解。发展到后来，有的诗论家就提出“诗为活物”（明代钟惺）、“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明代谢榛）、“解诗不可泥”（清代何文焕）、“同阅一卷书，各自领其奥”（清代赵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