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鉴赏,中国古代学者历来有两种不同的阐释要求。第一种就是“知音”式的阐释要求,鉴赏者与创作者要求达到心心相印,即鉴赏者一定要追寻到创作者本来的创作企图。所谓作者在作品之中的所“念”,而鉴赏者必“得”之。作者之所“念”与鉴赏者之所“得”,两相符合,一点都不差,二者进入同一个艺术世界,同一种氛围,同一种情调,同一种情志。这种“知音”式的艺术鉴赏高境可能是从孟子的“以意逆志”的理论那里来的。《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这意思是说,不能因为个别的辞和句曲解整篇的意义,也就是不能断章取义,而应该根据作品的整体去领会作者的创作意图,还原其所表达的思想情感。所谓“逆”,是一个过程,就是欣赏者以已之意去迎合、追寻、探求诗篇的意义,务求最终与作者所表达的本初情志相一致相吻合,达到冥合为一的地步。第二种就是“诗无达诂”的阐释要求。“诗无达诂”是汉代董仲舒提出的,他在《春秋繁露·精华》中提出:“《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诂”是“训诂”,是用今言解释古言。董仲舒的意思是,《诗经》没有统一的解释,《周易》无法达到占卜的意图,《春秋》的含义无法全部表达于文辞。这“诗无达诂”的本意是为汉儒随意解释《诗经》《周易》和《春秋》寻找理论根据的,但由于它考虑到了诗篇的多义性,读者主观的不同状况,也有其合理性。而且这种说法与《周易》的“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相吻合,因此广为后代诗论家所接受。这第二种阐释要求,就不要求欣赏者与作者的本意相一致,各人面对同一首诗,可以有不同甚至完全不同的理解。发展到后来,有的诗论家就提出“诗为活物”(明代钟惺)、“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明代谢榛)、“解诗不可泥”(清代何文焕)、“同阅一卷书,各自领其奥”(清代赵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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