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教育学界在一系列教育理论问题的讨论、争论中，开启了教育学学科的恢复重建。其中历时十年之久的“教育本质”的讨论最具代表性。在这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学术氛围中，中国重启了对外国教育学的引进。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氛围中，教育学教材及著作的重新引进
在这一背景下，教育学几乎各学科领域都对本学科在国外的发展状况进行了传播。我国教育学研究者已经在以国外教育学学科的发展为参照系，建设和发展我国的教育科学。以教育学“中国化”为目标进行外国教育学的传播成为历史的必然。作为一门学科的大教育学，以及从中分解出来的教育概论、教学论、德育原理等多门学科，恢复后都注重从外国教育学的教材及著作的引介中更新内容，并以此来促进本国的教材建设。
(一)外国教育学著作及教材的引进概况
1978年以后，我国的教育学依据“三个面向”的指导思想，博采众长，与西方各发达国家进行日益广泛的学术交流。翻译出版书籍的工作亦逐步进入正轨，此阶段出版了一些外国有影响的教育学著作，这些译著不仅为我国教育学教材的编写在方法论上提供了指导，而且其中若干有益的见解已被我国学者们吸收在教育学的著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