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重商主义所扮演的角色在经济史上已经被人熟知。在英国实行自由贸易后，重商主义便结束了。这是反国教的清教徒科布登（Cobden）及布莱特（Bright）与不受重商主义的支持亦能经营的产业利害关系者协力所取得的成就。
第九节 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
认为人口增加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决定性的作用，实为普遍的谬见。马克思反对此说，认为各经济时期均有其相应的人口规律。他的说法就一般言之虽非正确，但在此实觉合理。18世纪初至19世纪末，西方人口的增加最为急速。在同时期，中国的人口至少亦与此有同程度的增加，即自六七千万增至四万万——或许有过于夸张处亦未可知——其增加速度可与西方的增加速度相匹敌。然而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无进步，反而在退步，因为中国人口的增加是在与西方不同的社会阶层内。人口的增加只使中国变成小农密集的国家；类似于西方无产阶级的人口之增加，只使外国市场利用苦力（苦力原为印度语，乃邻人或同氏族者之意）成为可能。就一般而言，欧洲的人口增加确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建立，因为若人口过少，则资本主义或许将无法找到其所必需的劳动力，但它自身并没有引起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样，我们亦不能认同桑巴特的主张，认为贵金属的流入为建立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因。的确，在某种情形下，贵金属供给之增加可引起价格革命（如1530年后欧洲所发生的）。若此时存在其他有利的条件，比如形成一种固定形式的劳动组织，则因大量金银之集中于特定的社会阶级手中，自能促进其进步。但印度的事例证明仅仅是贵金属的流入，并不一定能产生资本主义。在罗马帝国时代，每年约有二千五百万银币流入印度，用来购买货物。然而此种流入只唤起规模至小的商业资本主义。大部分的贵金属均藏于王侯的宝库内，并未变为流通货币以创立合理的资本主义企业。由此可知贵金属的流入将产生哪一种倾向，全视劳动组织的形式而定。发现新大陆后，美国的贵金属最初流入西班牙，然而西班牙随着贵金属的流入，资本主义反为退步。结果，一方面，有城镇派之没落及西班牙贵族的商业利益之毁灭；另一方面，则在战争中使用贵金属。因此，贵金属流经西班牙却未曾影响它，反而促使15世纪以来已实行劳动关系改革的其他国家变得富裕起来。由此，促进了资本主义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