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吞同志和我谈话后的两天,我见到了潘汉年,他说他已经得到了这样的通知。于是我们俩经过商量,先开个党员会,传达李富春同志的指示。 当时决定找的人是:夏衍、冯雪峰、柔石,创造社方面的冯乃超、李初梨,太阳社方面的钱杏郊、洪灵菲,另外还加上涛汉年和我,一共九个人,这些都是当时党内的负责人。开会的地点是在公非咖啡馆。会议是潘汉年主持的,他说李富春同志和老华(我当时用华汉的笔名)谈过一次话,现在请他向大家传达。我传达完了之后,很多同志都拥护李富春同志的意见。有的同志还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对鲁迅态度不好·一也有个别的同志不表态,说普迅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不是马列主义者,为什么不可以批评呢?……但到最后,经过反复说明团结的意义,会上的意见一致了。
就在这次会上决定;创造社、太阳社所有的刊物一律停止对普迅的批评,即使鲁迅还批评我们,也不要反驳,对普迅要粤重。
再一个决定,就是派三个同志和普迅去谈一次话,告诉鲁迅,党让停止这次论争,并批评.了我们不正确的作法……普迅衬于年轻人的作法,是谅解的,表示愿意团结起来。
潘汉年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把两个论争长达近两年的几个文学团体凝聚在一起,变成一个进行反文化“围剿”的战斗集体,必须首先在思想上真正做到放弃偏见,团结对敌。而若想做到思想上真正的统一,必须进行自我批判,心悦诚服地多做自我批评。为此,他带头在《现代小说》三卷一期上发表了《文艺通讯》一文。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革命文艺家应该写哪些题材,他坦诚地发表了如下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