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今天中国社会情况大变了，但变在哪里呢？据我想，如上所述，中国社会里的第一流品“士”的品质先变了，这至少是在大变中很占重要的一项。“士”是中国社会的中心，应该有最高的人生理想，应该能负起民族国家最大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内心修养上，应能有一副宗教精神。可说中国的士，应是一个“人文宗教的宣教师”。他们常要不忘记自己是半和尚，或是双料和尚，而不仅是一个有智识的读书人。
自从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中国若能急起直追，迎头赶上，在和平秩序中接受他们的新科学，这也并不是一件闲难的事，并不需要先把中国整个社会、整套文化澈底推翻，全部革命。但一部分读书人走上政治，失却了为公服务的责任感，却说是争民权。一部分改行经商，索性专一孜孜为利，说是个人自由。西方人至今尚进教堂，接受他们许多传统的人生教训，而今天中国的智识分子，则只接受了西方的“权利观念”，没有接受他们的“宗教精神”。社会依然是中国的，理论却是西方的；又只有西方理论之一半，只讲“个人权利”，不讲“仁爱与牺牲”。于是四民中缺少了一民“士”，社会骤然失了中心。
其实今天中国社会里的所谓智识分子，还如从前的士般，实际上还是中国社会的中心，但他们只保持了中心的地位，早失却了中心的精神。他们只肯剽窃西方政治经济理论来“自便己私”，而缺乏一种为公牺牲的宗教精神。反而离题愈远地来求破坏中国社会，打倒中国文化。理论上是消极的所谓革命，实际上是专为个人或派系，或党团，争夺各自一份的“私权益”。于是造成了今天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