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吞同志和我谈话后的两天，我见到了潘汉年，他说他已经得到了这样的通知。于是我们俩经过商量，先开个党员会，传达李富春同志的指示。 当时决定找的人是：夏衍、冯雪峰、柔石，创造社方面的冯乃超、李初梨，太阳社方面的钱杏郊、洪灵菲，另外还加上涛汉年和我，一共九个人，这些都是当时党内的负责人。开会的地点是在公非咖啡馆。会议是潘汉年主持的，他说李富春同志和老华（我当时用华汉的笔名）谈过一次话，现在请他向大家传达。我传达完了之后，很多同志都拥护李富春同志的意见。有的同志还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对鲁迅态度不好·一也有个别的同志不表态，说普迅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不是马列主义者，为什么不可以批评呢？……但到最后，经过反复说明团结的意义，会上的意见一致了。
就在这次会上决定；创造社、太阳社所有的刊物一律停止对普迅的批评，即使鲁迅还批评我们，也不要反驳，对普迅要粤重。
再一个决定，就是派三个同志和普迅去谈一次话，告诉鲁迅，党让停止这次论争，并批评．了我们不正确的作法……普迅衬于年轻人的作法，是谅解的，表示愿意团结起来。
潘汉年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把两个论争长达近两年的几个文学团体凝聚在一起，变成一个进行反文化“围剿”的战斗集体，必须首先在思想上真正做到放弃偏见，团结对敌。而若想做到思想上真正的统一，必须进行自我批判，心悦诚服地多做自我批评。为此，他带头在《现代小说》三卷一期上发表了《文艺通讯》一文。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革命文艺家应该写哪些题材，他坦诚地发表了如下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