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读了他这几十篇作品后，曾想结合这些作品，谈谈他的客体散文的写作得失，优劣短长。但几次下笔，均无法成篇，以至于我再次怀疑我对具体的文本的审美感知能力，是不是在经院化格式化的所谓“学术写作”中，麻木了消退了。我可没有忠延先生那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于是，我选择了一条讨巧的便捷之路，那就是泛泛地谈一谈我对客体散文的看法。
但凡一个时代的变动，总是会在散文的变化中有所体现，或者说，散文的变化，往往体现着时代的变动，成为一个时代精神风尚的风标、气象。中华民族在自己经济、政治、文化形成期的厚土中，种下了自己精神的种子，扎下了自己的精神之根，这就是先秦诸子的散文。秦帝国所奠定的中国自然经济社会结构的能量，在盛唐时代达到顶峰，标志了一个完整的中国的历史时代，这之后，北宋时代的商业经济的形成，开始了中国经济、政治等等的社会转型——这一转型，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全部完成。因之，有了唐宋散文八大家的为人所瞩目。五四时代，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起跑线，因而，002用鲁迅的话说，五四时代“小品文的成功，在小说、诗歌之上”。大时代的变迁之于散文是这样，小的阶段性的历史变化也是这样。20世纪50年代前期，中国提前结束了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形态，走向了社会主义形态的构建，对个人日常物质生活的满足及其价值性认可的历史性要求与这要求的实际上的不可能实现，使杨朔的散文，以《香山红叶》为标志，重视脱离物质的精神的纯净，重视脱离个人的集体的神圣，在1956年之后，完成了自己的散文转型，成为一个模式，并为那一时代所普遍接受，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表征。诸如巴金的《随想录》之于新时期的新启蒙，韦君宜的《思痛录》之与一个时代的反思，也大致如此，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