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希特式的傲慢引诱我们去把握不属于我们的东西。但是，人们必须再一次地，特别紧迫地提醒我们——我们已经如此地接近于火焰中的荆棘，以至于人们不能以自己的思考解决伦理学问题——甚至不能通过他对正确解决的思考来解决。没有一条使我们通向上帝的道路——甚至一条通过否定方式的道路也不存在——甚至既不通过辩证法，又不通过自相矛盾的道路也不存在。站在某条人类之路尽头的神——甚至是站在这条路尽头的神——将不是上帝。我们所想象的对问题的正确解决或许仅仅服务于证明我们在解决问题方面的无能为力。我们的解决也可能以费尔巴哈的方式得到解释。在我们能够把握的局面之内，我们认为，自己在危机的高峰处所依赖的希望和许诺或许甚至是一种海市蜃楼的渺茫。就我们的能力来说，当我们放弃自己的那真诚的一刻，或许就是我们接受永恒死亡惩罚的那一刻，我们可能更充分地感觉到比任何自负的绝望还要严酷的绝望，我们最终的话语是我们最终的现实，我们的终结。伦理学问题不可否认地把我们带入上帝的现实性中——也就是说，把我们带入上帝的判断之中。这是一次歌德在《塔索》的最后两节中所描述的危险的海上演习：水手最终紧紧地依偎在将使他遇险的岩石上。我们指望上帝的恩宠。但这不是我们的指望！一切事物都指望这种恩宠！但我们并不通过自己辩证法的神秘转折把恩宠带入存在。上帝是，而且仍旧是自由的：否则他就不是上帝。“因此他怜悯地对待他将要怜悯的人们，冷酷地对待他将要冷酷对待的人们。”从保罗辩证法的顶峰所见到的全是我们能够真正看到的东西——永恒宿命的风景——它不仅伸展到赎罪，而且也在相反的方向上伸展。从这种视角出发，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被抛弃了还是被选择了——不知是否有一种现实在等待我们最终的话语——不知是否把握了这些话语，我们或者可能充满危险地活着，或者必须绝望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