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事件充满了偶然性，而历史观念则处处有必然性。
笔者在著此书前，曾写一人物传记，涉及到臭名昭著的“筹安会”六君子当中的一个人物，可以说，在那时鼓吹帝制是反动已极的。但正是这个人，促成了孙中山与黄兴的联合，被孙中山称赞为“真可人也”，对辛亥革命作出过贡献；而后，这个人转而同情共产党，李大钊被捕前是他报的讯，要他们撤离，事后，不惜当掉家产，设法营救，后来，终于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只要仔细研究他的思想或史观，从维新、鼓吹君主立宪到加人共产党，其间还是有进步的脉络的。他还同孙中山说过，你搞共和革命，我搞君主立宪，准成了服谁，其志均在救国。所以说，他认为“筹安会”无非是走君主立宪、和平道路，同样可以促使中国走民主启蒙之路，这仅是一时迷误罢了。
回过头来再看梁启超，这个中国近代历史哲学的奠基人和创立者，他对历史起到的积极作用可谓远远超过其消极作用。
郭沫若在《少年时代》中的评价决不为过：
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载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