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和评论家们可从这种形势得到自信，即启蒙运动的大叙事最终战胜了有关大写的人和历史的描述，这些描述为了反对大写的人，已设法获得了有关人类事务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方向。侵入西柏林商店的东德人群提供了证据，即自由的理想，至少是自由市场的理想，早已萦绕在苏联人的所有头脑中。
当我于1989年6月和12月在东柏林时，我已可观察到东德知识分子曾多么关心保护甚或设计这样一个立场，它使我们能继续批判西方自由主义，犹如批判东欧的政体，这里讲的我们包括他们在内。对一种在激进主义传统内形成的思想而言，这种要求的提出，犹如呼吁重新开始我们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做过的工作：边引导对于“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分析，边引导对所谓“共产主义”的社会作批判分析。这个设想的确动人。
无疑，我们总是可以依据资本主义的跃进和后斯大林主义官僚体制与组织的衰落来了解西欧和“东”欧（实际上，宽泛讲来指中欧）的局势。但有个角色必定不会出现在画面上，这就是无产阶级。就其严格的词义而言，无产阶级不应与工人阶级混为一谈。阶级曾是一个社会实体，依据社会学和文化标准，阶级在不同程度上是可辨认的；它的概念曾属于人类学。而无产阶级之名，则指证着现代史对真实进行设想的理念。该主体只曾拥有劳动力作为唯一的财产：依据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的剥削对象曾是整部人类历史的真正动力。资产阶级剥夺了无产阶级对这种劳动力的使用权，目的是为了把无产阶级奇特力量的成果占为己有：创造出比劳动力消耗多得多的价值。这是“有益的生产率”的典型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