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免役者，谓所裁取者，乃仕宦兼并能致人言之豪右；所宽优者，皆村乡朴憃不能自达之穷甿。此自为得实之语。曾布举畿内为例，谓上等户罢衙前之役，所输钱减十之四五；中等户本充弓手、手力、承符、户长，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观、单丁、官户皆出钱以助之，所输减十之六七；下等户尽除前日冗役，专充壮丁，且不输一钱，所输减十之八九。然当时主其事者，有求增加收入之意。人民虽得免役，仍以输钱为苦，亦诚有之。且下户虽得宽间，而向不输钱之户，乃须出钱助役，此尤所以致啧有繁言之一因也。役法改后，省役额甚多，而民间输数一切如旧。元祐初，剩余之额已达三千万贯，可见收入增加非少。故元祐时议役法，苏轼极言“可雇不可差，第不当于雇役实费之外，多取民钱”。范百禄言：“熙宁免役法行，百禄为咸平县，开封罢遣衙前数百人，民皆欣幸。其后有司求羡余，务刻剥，乃以法为病。今第减助免钱额以宽民力可也。”自是持平之论。
又苏辙谓：“坊郭人户旧苦苛配，新法令与乡户并出役钱，而免科配，其法甚便……熙宁以前，散从、弓手、手力诸役人常苦逆送，自新法以来，官吏皆请雇钱，役人既便，官亦不至阙事”云云，则新法所除，固不独衙前之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