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中国后方科技在艰苦的条件下仍能有相当的发展，除了前期的科技积累（包括现代科技体制的确立，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成长诸方面），政府的支持等原因外，还有两大因素不容忽视：一是中华民族的抗战和大后方经济发展对科技提出了强大的社会需求，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5]。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民正义的抗日战争推动了战时大后方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二是蕴藏在广大科技人员身上的巨大的爱国热忱和献身精神，成为加速科学进步的直接动因。据赫景盛的《抗战七年来之科学》记载，当时“科学家为了国家的富强，民族之生存，社会之建设，真是个个都能守着岗位，埋头苦干，无论生活环境困苦到何等地步，仍然按部就班，在那里努力工作”[6]，这种精神力量的推进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总之，民国时期，我国的自然科学都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从无到有的发展变化。其中地质学、生物学起步较早，发展最快，而作为现代科学基础的数理化发展却相对缓慢。究其原因，除了近代国人与政府的实用心理作用之外，与客观的物质条件也有关系。地质和生物学可以较多地利用自然条件，数理化则更需要复杂精密的实验设备，而当时我国的各高校和研究机关的设备大多极其简陋，无法胜任，因此很多成果、尤其是较重大的成果往往只能在国外获得，或部分地依赖于到国外进行实验，成果完成后也一般只能在国外的刊物上发表。当然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存在。那就是数理化学科需要强大的工业作基础，而在民国，由于帝国主义的压榨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垄断，我国的民族工业发展举步维艰，主要工业区都分布在沿海及长江的几个口岸，工业化水平低下，由此使得数理化发展后劲不足，速度明显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