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陶夫子热心于推广小先生制，探索普及大众教育的新路。又为新安旅行团来到上海，热心为之宣传，并给予大力帮助，以证明小孩子也有创造力，也能为“即知即传人”当好小先生，为挽救中华民族，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而对陶夫子家庭来说，却遭遇母丧、妻病、儿伤之痛。在通缉令被取消后，陶夫子把太师母、师母从晓庄五柳村的草屋里接到上海，算是团聚了。但陶师母因受惊骇而神经失常，太师母也因受到刺激而身体衰弱。太师母勤劳治家，陶夫子自幼受到熏陶，产生对母亲的深情厚爱。从以下两首诗可以看出。《我的袜》诗中说：“这袜母所补，这袜儿所穿，儿穿母补袜，快活似神仙。”在《吾母所遗剃刀》诗中说：“这把刀，曾剃三代头，细数省下钱，换得两担油。”从这些诗中看到，陶夫子流露的不是一般孝子之情，而是充满劳动人民母子之情啊。太师母到沪后，想念他的长孙陶宏，陶夫子设法将当时在南开中学读书的长子接回到祖母身边，以愉太师母。孰料陶宏一次骑脚踏车受了重伤，虽请名医治好了，而太师母却因此又受到刺激，不久就离别了人世。太师母入殓的时候，陶夫子哭得十分伤心的说：“母亲、文渼（师姑已去世）、纯宜（师母），你们实在是三位最伟大的女性，实在是被我拖垮累垮的啊！”陶夫子在葬母后，同意将病妻送到神经医院。非常理智地吩咐陶宏说：“快去保险公司把人寿保险款子提了出来吧！山海工学团和新安旅行团都需要经费。”之前，陶夫子为了预防自己万一发生不幸，母亲的生活有点保障，便买了20年的人寿保险，每年交100元，已交了10年，如今死了，孩子也大了，用不着再保险，他把保险费提了出来，把对母亲的爱和孝完全献给人民大众。他用这笔款子，买了一架电影放映机和一个供放映机用的发电机，买了影片拷贝。尔后，新安旅行团曾带着它走遍华北、华南；把他对母亲伟大的爱和孝，播送几万里。像这样感人的事，在20年代，也有过一次。陶夫子在20年代推行平民教育，亲自和朱经农合作，编撰了一套《平民千字课》，发行量很大，稿费数字也很大。陶师姑文渼在世时，曾想从稿费中取出5000元用于养家，陶夫子未有同意，全部拿去用于推行平民教育事业。陶夫子这种损己利人的高尚精神，实在是令人衷心钦佩的。陶夫子为求祖国独立解放，为求人民自由幸福事业，献出了一家，他的一家又都是伟大的殉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