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里格斯试着跟乡下的亲戚一起过日子，可是跟上等人来往惯了，跟他们过不下去。布里格斯的亲人都是乡下小镇上的生意人，为了布里格斯的每年四十镑而争吵，比克劳利小姐的亲戚为争夺她的遗产吵得更加激烈，更加撕得下脸皮。布里格斯的弟弟是个帽商兼杂货商，观点激进，说姐姐是个恃富而骄的贵族，因为她不愿出点儿资本给他进货。她本来很可能愿意这么做，可是他们的妹妹，一个不信国教的鞋匠的妻子，跟帽商兼杂货商意见不合，上的是另一所教堂，向布里格斯证明，她们的兄弟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在一段时间里，她把布里格斯抓在手心里。不信国教的鞋匠想要布里格斯小姐送他的儿子上大学，让他成为绅士。这两家把她的私人积蓄弄去了很大一部分，最后她逃回了伦敦，两家都指着她的背咒骂。她决定再次当奴才，觉得比当自由人要轻松得多。她在报纸上登了个广告，说“兹有和蔼可亲的淑女，惯于同上流人士相处，急欲——”等等。她住在半月街鲍尔斯先生的寄宿舍里，等待广告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