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一六年，仁宗嘉庆元年。教徒起事于湖北，刘之协、姚之富和齐林之妻王氏等为之魁。而冷天禄、徐天德、王三槐等，又起于川东。自此忽分忽合，纵横川东北、汉中、襄、郧之境。官军四面剿击，直到前一一三年，糜饷已七千万，依旧毫无寸效。推原其故，约有数端：
（一）则这时候的官军，腐败已甚。将帅也毫无谋略。教民势极为飘忽，而官军“常为所致”。又每战，辄以乡勇居前。胜则冒他的功劳，败则毫无抚恤。教民也学着官兵，以被掳的难民挡头阵。胜则乐得再进，败则真贼亦无所伤。
（二）高宗以前一一七年，传位于仁宗。然仍自为太上皇，管理政事。和珅也依然握权。他是只晓得要钱的，带兵的人，不得不克扣军饷去奉承他。于是军纪益坏。——当时往军中效力，算件好差使。去了一趟回来，没有不买田置宅，成为富翁的。
（三）教徒兵势既如此其盛，人民被剽掠的很多，都弄得无家可归，于是逼上梁山。所以虽有死伤，其数不减。
前一一三年，太上皇死了，和珅也伏诛（他的家财，据薛福成《庸庵笔记》所载，共一百零九号。已估价的二十六号，共值银二亿二千三百八十九两。未估价的八十三号，照此推算，又当八亿两有余。近人说：甲午庚子两次的赔款，和珅一人的家产，就足以清偿。法国路易十四的私产，不过二千万两，不及他四十分之一）。于是局面一变。仁宗乃（1）下哀痛之诏；（2）惩办首祸的官吏；（3）优恤乡勇；（4）严核军需；（5）许叛军悔罪投诚；（6）又行坚壁清野之法。命川、陕、湖北、河南，协力防堵。再用额勒登保、杨遇春等，往来剿杀。其势才渐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