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用的是“拯救了”这一完成式。
那么，这句话背后，究竟包含有什么意思呢？作为战争当中，细菌部队起到了“拯救了日本国家”的作用，还是战后，由于细菌资料的交易，“拯救了日本国家”呢？不管是之中，还是战后，“拯救”的作用是完成了的。
这段话，是相当自负也相当理性的。他之所以发动细菌战，是有着明确的目标，以及达到目标的必需手段，而这所借助的，则是现代的科技，为了“医学的进步”，从而发动战争，使用战俘或难民来进行活体解剖，获得科学的数据及临床经验——这是何等清晰的理性审视，似乎纯粹是一种职业，不受任何道德与法律的限制。
战后，一些西方学者，很是关心工业国家里控制模式的变化，并主张社会应控制对人们身体压迫手段的运用。他们主张精心建立有关工作I调控的系统，而这种“精心建立的调控”，则会左右人的意识并漫透到日常生活中，从而规范着人的行为。这种控制，被视为“理念的极权”。而细菌战本身，当是这种精心建立的调控之示范，它务必拥有科学精神，严谨、周密，运算与试验，都应当一丝不苟，当然，事先得有一个精心筹划的科学方案——这种理性的杀人，比狂怒之下非理性的杀人，无疑更为可怕，因为所杀的不再是单个的人，而是有组织的屠杀，且毋须承担任何道义与良心的贵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学者对纳粹德国的集中营，对日本俊略者的细菌战，都使用了同一个名词：“杀人工厂”，一种工业化的屠杀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