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籍京官在九月十四日之后很快便拟定分配办法，与获悉此信当不无关系。因为正是该信确定了陈子钧款项的救援对象，是“专指四川京官而言”。对于高枏而言，更让其耿耿于怀的是，蜀人出京无东下者，而“上海蜀绅某”却“议留二千”“拨德州”。当然，远在上海的“蜀绅某”是不知情而有此议，但身在贤良寺的于式枚此前与高枏等人几乎是朝夕相处，对于川籍京官出京者的情况应相当清楚，故高枏认为，陈子钧兑来之款“何得据一面悬揣之词，而掯留三千”。次日，高枏便致函于式枚：
昨日之信，见者数人，知者亦数人。或曰：“不理他”；或曰：“此信是陈润夫寄与杨彝翁及足下者。”杨滇人，其知四川人数，自不如足下之悉，应由足下自拟一信，致润夫、子钧，言明蜀中京官出京者不过十人，皆未走德州。且尚惠臣观察来信，他省亦无滞于德州者。上海蜀绅何人，乃欲凭空硬断截留二千于山东乎。宜出知单，令乡人勿遽搭救急会船，以免胶葛。窃思此事，由足下经理于先（上海报亦列有兄名），致信润夫、子钧，乃分内当为，并非越俎，何妨急草，由广信通信局代去。[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