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民间的乐观态度相对应，北京政府对战后议和问题及在和议中争取中国的权益也是重视的，因为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以战胜国资格出席国际会议。欧战结束后不久，北京政府即决定以外交总长陆徵祥、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法公使胡惟德、驻比公使魏宸组为中国出席和会全权代表，陆徵祥为首席代表。后为缓和与南方广州军政府的关系、对外显示中国的团结一致，广州非常国会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加入代表团，成为正式代表（广州军政府曾任命孙中山、伍廷芳、王正廷、伍朝枢、王宠惠为出席和会代表，但不为北京政府接受），但为不突破代表名额的限制，胡惟德退为代表团成员（和会只允给中国2位代表名额，故中国每次出席会议的代表只能采取轮流参加制），代表团成员还有驻丹公使颜惠庆，驻意公使王广圻等。1919年1月21日，徐世昌发布对中国代表的任命令。中国出席和会代表团基本上由民国以后崭露头角的新进外交家组成，可谓是网罗了当时一代外交英才的“豪华”阵容。他们中的多数人曾经留学美、欧，谙熟国际关系、外交技巧与外交礼仪，懂得如何以西方认可的方式进行外交交涉，善于在弱势情况下争取舆论与人心的支持，同时他们也对中国国家与民族的长远利益与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有深切之体认与把握，这些都对中国参加和会的讨价还价过程和最终结果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