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基于传统文化体系的人际关系网络和国家参与与干预的制度结构的市场形成路径与策略，在清代私盐贸易体系中，形成了路径依赖。阮元与苏高华的故事，说明了官商利益共同体形成后，在逻辑顺序上，潘进故事中的基于传统文化体系的人际关系网络和国家参与与干预的制度结构的市场形成路径与策略，在更大范围以及更大规模上形成路径依赖的事实。这说明，虽然私盐市场形态各异，有灶户灶丁的偷漏，也有贫民的肩挑背负，有官员“挺身而出”夹带私盐，也有盐枭强行走私，但各种私盐形态中，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影响上，最为重要的还是官私一体化的私盐。这种私盐，作为私盐市场上最重要的形态，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路径依赖，不仅在私盐市场，而且在传统中国的许多市场，甚至在国家财政运作上都得到了体现。也就是说，在传统中国，基于传统文化体系的人际关系网络和国家参与与干预的制度结构的市场形成路径与策略，是最为重要的市场形成以及市场秩序的内在逻辑。人们耳熟能详的晋商与官员的关系网络、与清廷的关系网络，充分展现了金融市场形成的策略与路径，和潘进故事并无实质差异。山西票号的故事，是典型的中国版商业成功故事，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成了无数商人的励志故事，进而成为传统中国商业文化深层积淀的表现，后来者常沿着其路径去展开自己的商业经营。不过，在逻辑顺序上，我们依然可以从单个商人的故事发展到商人群体的故事的脉络，去理解它与潘进故事的关系，从这一角度来看，显然，晋商所创造的票号，或者说，明、清金融市场形成的策略与路径，正是对基于传统文化体系的人际关系网络和国家参与与干预的制度结构的市场形成路径与策略的依赖，也就是说，传统中国市场形成的路径依赖相当明显。[3]它同时说明，清代国家财政运作体系中，也明显存在着潘进故事中的市场形成策略的路径依赖。清中晚期，山西票号甚至承担了王朝税收款项的缴纳以及调拨的功能，咸丰以后盐务问题上的川盐济楚以及盐税问题上的盐厘征收等，均体现出对潘进故事中市场形成策略与路径的依赖。[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