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本位之史，既非吾侪所尚；然则诸史中列传之价值不锐减耶？是又不然。列传之价值，不在其为史而在其为史料。苟史中而非有“各色人等”之列传者，则吾侪读史者将惟见各时代中常有若干半人半兽之武夫出没起伏，聚众相斫，中间点缀以若干篇涂民耳目之诏令秦议，史之为史，如是而已。所谓社会，所谓文化，何丝毫之能睹？旧史之作列传，其本意固非欲以记社会记文化也。然人总不能不生活于社会环境之中，既叙人则不能不涉笔以叙及其环境；而吾侪所最渴需之史料，求诸其正笔而不得者，求诸其涉笔而往往得之。此列传之所为可贵也。
既如是也，则对于旧史之评价，又当一变。即以前所评四书言之：例如《晋书》，自刘知几以下共讥其杂采小说，体例不纯。吾侪视之，则何伤者？使各史而皆如陈寿之《三国志》，字字精严，笔笔锤炼，则苟无裴松之之注，吾侪将失去许多史料矣。例如《魏书》，其秽固也。虽然，一个古人之贞邪贪廉等，虽记载失实，于我辈何与，于史又何与？只求魏收能将当时社会上大小情态多附其书以传，则吾所责望于彼者已足，他可勿问也。例如《元史》，猥杂极矣，其中半录官牍，鄙俚一仍原文。然以较《北周书》之“行文必《尚书》，出语皆《左传》”，孰为真面目，孰为可据之史料？则吾毋宁取《元史》也。是故吾侪若以旧史作史读，则马班犹不敢妄许，遑论余子？若作史料读，则二十四史各有短长，略等夷耳。若作史读，惟患其不简严；简严乃能壹吾趋响，节吾精力。若作史料读，惟患其不杂博；杂博乃能扩吾范围，恣吾别择。昔万斯同作《明史稿》，尝自言曰：“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而吾所述倍焉。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清国史馆斯同传）吾辈于旧史，皆作史稿读，故如斯同书之繁博，乃所最欢迎也。既如是也，则所谓别史、杂史、杂传、杂记之属，其价值实与正史无异，而时复过之。试举其例：吾侪读《尚书》、《史记》，但觉周武王伐罪吊民之师，其文明程度殆为“超人的”；倘非有《逸周书克殷世俘》诸篇，谁复能识“血流漂杵”四字之作何解。且吾不尝言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记亮南征事仅得二十字耶？然常璩《华阳国志》，则有七百余字，吾侪所以得知兹役始末者，赖璩书也。至如元顺帝系出瀛国公，清多尔衮烝其太后，此等在旧史中，不得不谓为极大之事；然正史曷尝一语道及？欲明真相，非求诸野史焉不可也。是故以旧史作史料读，不惟陈寿与魏收可以等夷；视司马迁班固与一不知谁何之人所作半通不通之笔记，亦可作等夷视也。